小时候，学校旁边就是一座苏联式建筑风格的破旧医院，它也全村唯一一所卫生院。
医院里永远光线昏暗像个冰冷的神秘城堡，浓重的消毒水味道仿佛烙在童年大脑里，一闭眼睛就能嗅到。村子不大，那时候，外出打工还不流行，大部分村民的生老病死全部都在这里，典型的一站式服务。
医院不大，床位有限，病人都混在一起，没那么多讲究。往往一个病房里，这床生了大胖小子一家欢天喜地，那床夫妻吵架女的喝了农药，两个家族大吵大闹、拳打脚踢。
农村各种非正常死亡的事情太多了，大家谈到生死有种举重若轻满不在乎的架势，好像吃顿饭洗个澡一样，司空平常，毫不在乎。这里才是真真的命如草芥，一条命和一袋米一头牛一辆车似乎也没啥不同，死就死了嘛，有啥大不了？
下面要讲的这个死孩子的故事多半和那个基本国策有关。作为被遗忘的自生自灭之地，很多政策在农村实施时都是落后半拍的，计划生育也不例外。与城市不同，我们村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风声才紧了起来。
当时，村里抓计划生育、躲计划生育引发的各种曲折的故事不少，估计都整理出来情节和莫言的《蛙》有的一拼。一时间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当时我太小，懵懵懂懂，很多事情也只是听大人们地下党接头一般悄悄地嘀咕一些，什么谁家半夜举家逃走，谁家的孩子被扔到猪圈被猪吃了，谁家女人怀孕七八个月被拉到医院堕胎什么的。
我至今清楚地记得，一个亲戚家的大婶子，抱着两三岁的最小的女儿东躲西藏，不敢回家的样子。面对围在身旁的妇女同乡，她恐惧无奈又惶恐的脸上面如土色，“你说说！生都生出来了，孩儿都这么大了，难不成说掐死就掐死？”她带着哭腔对众人哭诉。女人们一边听得津津有味，一边充满同情却又无可奈何。
孩子，这种脆弱的生物，它的命，有时候父母都说了不算。
记得有一天下课。突然一个男孩像发现了新大陆，跑着告诉大家学校后面有个死孩子，他激动得满脸通红。小孩们一听立刻炸窝了，都争抢着爬上高高的墙头，望向事发地。学校和医院挨着，一米多高的土坯围墙和小学生的身高差不多。很多校园垃圾、医疗垃圾就抛到墙那边的沟沟里。
我和同学们争相恐后地爬上墙头，看到一个刚出生不久的死婴头戴一个印有鲜红十字的小白帽，被扔到土坑里，静静地躺着，好像一个假的塑料娃娃。它是男孩女孩？是正常的死胎还是被强制引产的？谁是它的家人？这一切都不得而知。
很长一段时间，“死孩子”成了整个小学的话题。调皮的男孩子们动不动就拿它开玩笑或者吓唬女生，也有同学从家长那里听来一些传闻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复述，课间不断有人呼朋引伴地像是餐馆外星人一样，一起去看那个可怜的死孩子。大家趴在墙头上，就是看着它，看它一天天地变黑变暗，像一朵玫瑰一样慢慢枯萎。在这些活着孩子的心里，它更像是一个玩具，一个故事噱头，或者是平淡无味的乡村生活的调剂品。
死孩子，死孩子，死孩子……
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
你会什么躺在这里？你会什么躺在这里？你会什么躺在这里？
你的爸妈为什么不要你了？你的爸妈为什么不要你了？你的爸妈为什么不要你了？
时间一天天过去。天气越来越热，学校后面的树丛叶子都长了出来。孩子们疲倦了死孩子这个话题。慢慢的，大家的生活又回到了往常，不再去围观它、谈论它，好像它压根就不存在。
有一天，班上最调皮的男生突然对大家说，有一天他又看到了那个死孩子，只不过这一次，是一只野狗叼着它，钻进了树丛中。
从此，死孩子彻底消失了。就像它从未来过这个世界。
